广东乐昌分谱大略记载：“扶风人丘俊，持节江南，王莽篡汉，留居吴兴。其后名人辈出，成为望族，是丘氏郡望之一，尤以丘灵鞠、丘迟等著名”。灵鞠公任职长沙王东骑长史、太中大夫，卒葬桂阳，墓有四处，忠骨葬于何穴，尚未考知。灵鞠公后裔绍岳公，是乐昌丘氏始祖，绍岳公生于明永乐九年辛卯（1411），生六子，长子念九郎因官居上杭县，住朱使巷丰里黄潭乡，卒葬黄潭梅子坑，坐东向西。现经实地考查，黄潭梅子坑其山形确属坐东向西，念九郎公的坟墓因“农业学大寨”，开山造田被毁现已无考。当乐昌县距上杭数百公里，能如此准确记下一个小地名的坐向，足见乐昌谱对念九郎公的葬地记载是准确的。乐昌谱载：念九郎公子三：长子三八郎、次子三九郎、三子十三郎。其中十三郎公子三：长文信、次文胜、三文宝。文信生永生，文胜生永兹，文宝生永享。明成化初（约1465），永生、永兹、永享三兄弟由上杭县迁广东省翁源县大路边，后转迁乐昌县梅花居住。若念九郎公系绍岳公长子，而绍岳公生于1411年，则绍岳→念九郎→十三郎→文信→永生公等三兄弟是绍岳公五代孙，他们三兄弟从上杭迁翁源转迁乐昌时。绍岳公不足六十岁，第五代孙已成人迁徙翁源转乐昌，有违人类繁衍规律。

又据湖南省汝城分谱载：“清嘉庆十八年（1813），绍岳公裔孙第七次续谱时，将远在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朱使巷丰里黄潭乡居住的念九郎及其后裔，接为绍岳公长子一脉，是错误的。念九郎公的上接祖源是：“念九郎→千四郎→六九郎→六一郎→四三郎→三五郎→惟禄公”。而据上杭县黄坑老谱载：“六九郎公生千四郎，生念九郎，念九郎传迁失考”。我们知道黄坑谱是生活于永乐初年的茂敷公笔录的，念九郎和茂敷公是堂兄弟，而黄潭距黄坑才十几公里，如果居黄潭的念九郎公是千四郎公的儿子。茂敷公是千五郎公的儿子，茂敷公写族谱时，为什么记念九郎公传迁失考呢？黄坑村1400年左右茂敷公写谱，1504年昂公写谱，1648年之麟公写谱，1875年臣飏公写谱，1889年国荣公写谱，期间如果念九郎的后裔回黄坑联宗祭祖，黄坑村六次修谱，均有机会改写谱记，而不会留下传迁失考之记录。孰是孰非，由永生公、永兹公、永享公的后裔们考证核实。笔者属旁系，不宜妄断。

又据乐昌分谱载：绍岳公第四子仁公，由上杭县迁居乳源县大桥深源江背，仁公长子文聪明正统八年（1443）生，则绍岳公32岁时，其第四子仁公就已经做了父亲。查万历戊子（1588）科举人，进士挑选知州朝瑗撰“丘氏流芳谱序”云：“永兹、永生、永享，文政、文聪、法扬、念二数公，因人居稠密，由福建而徙于乳邑梅花、双桥、江背，至今有十余代”。序中无绍岳公是永兹等上祖，且嘉庆十八年（1813）以前，永兹公等后裔未参与绍岳公后裔修谱，可见从上杭迁乳源翁源的永兹公等后裔接湖南桂阳灵鞠系的绍岳公是嘉庆18年修谱统宗统系的结果。以上是念九郎公三子十三郎公的后裔迁粤北后现在的谱记。那么念九郎另二子三八郎、三九郎公后裔现住上杭何处呢？稽考上杭各地新老族谱，惟河田山丘氏族谱载：“河田山开基祖三八郎公号千七郎，开基至今500年”。但考其祠墓，碑记及神主均刻写三八郎公。不见有千七郎名讳，也就是说三八郎公逝世后，坟碑记是三八郎公，后裔建祠，立神主是三八郎公。不知何因，其后裔在1938年编谱时，记三八郎号千七郎。河田山宗亲认定此千七郎与斗古坪千六郎是亲兄弟。然而“太和康丘氏族谱”载：“百三郎→千六郎→万二郎→仲四郎→宗琼公成化九年（1473）购吴姓樟树洋地盘。若河田山族谱记三八郎公开基500年准确时，则三八郎公号千七郎和宗琼公生活的年代相近，距宗琼公的曾祖父千六郎遥远，兄弟关系成疑。三八郎号千七与千六郎同接父亲百三郎与另一支的千八郎讳法猷（1317年生）兄弟间生活的年代严重不符。上杭谱记的千七郎、千八郎有生活在元朝的、有生活在明洪武年间、永乐年间、成化年间的共十几对。他们共同接为四三郎的孙子。这种乱抄乱接的谱记，今天用横排世系、纵贯时间一比较，错讹立现。然则河田山的开基祖三八郎公是否就是念九郎公的长子呢？毕竟河田山距黄潭不足十公里，由黄潭迁河田山是有可能的，在此提供给宗亲们研究。

念九郎公、仁公既然不是乐昌绍岳公的儿子，上接惟禄公也有存疑，那么他们到底是上杭丘氏那一支系先祖的后代呢？十几支千七郎、千八郎印证了同姓各系，聚居上杭是历史的真实，供各地宗亲们研究。

中华丘氏谱馆  丘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