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谱志  质其所疑

读邱会文《关于丘公八郎的研究材料》

·丘士明·

中华丘氏族谱研究总会《研究资料汇编之三》，署名邱会文撰写的《关于丘公八郎的研究材料》（下简称《材料》），是一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偏不倚，以充分论据，从正面侧面进行反复论证，阐明观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质其所疑。全文二万多字，参阅各省市大量谱志，归纳成章，心平气和地把关于丘公八郎的研究材料烘托给广大族亲进行鉴别。我阅读后，觉得对丘公八郎的认识，似拨开迷茫的烟海云雾，深感作者有学富五车之才及其博大的胸怀，不愧为我族中的精英，令人佩服！

《材料》在总论点统帅下，提出了几个分论点便于读者阅读研究。作者针对族人长时间对八郎公引起的生卒年代和“一人论”、“两人论”之争、越演越激烈的情况，表态了自身非“一人论”，也非“两人论”者，而是怀着对祖宗的崇敬之心、对族人深厚的情感驱使下，毅然专心致志地研究各地族谱、地方志，观今鉴古，去伪求真，务实求是，对八郎公的认识，摸索出一条较明朗的路子。让事实说话， 以事实胜于雄辨。从中我又看出了作者对先祖考妣具有强烈的崇敬虔诚之心，对族亲血浓于水的亲爱之情，作者的高尚情操是我丘氏族人学习的楷模。

以八郎公为始祖，惟禄公为一世祖。至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早族谱看，第一个写谱人是七世祖茂敷公，他生活的年代，比聪公、宏公早了几十年。十世祖志翀公（1497），他仅据“时祭祖考名位”及前人口头传闻进行编谱，比九世的宏公晚31年，点明了八郎公以后八代无谱记载。从历史看，在这期间，“三惟”及其七代裔孙，生活在宋末元初→元朝元末明初，元朝蒙古王族统治中国，民族压迫使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收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在异族的统治下，城里一片萧条，失去土地的农民，离乡背井，连深山里的猎户，江湖上的渔民，也难逃厄运。俗话说：“宁作太平犬，莫做乱世人”，天灾人祸，逃荒避难，生活潦倒，那能顾得及写族谱呢？“醉探枵囊毛锥在，问邻翁要写牛经否？翁不应，但摇手。”一个穷秀才，酒醉后摸着空袋子，只有毛笔一支，只求三餐，问邻翁要写“牛经”么，而邻翁却摆手。意思是说，唉！我那有心思写《牛经》啊，能生存下去就是幸运了。这就是这个时期的生活写照。

据此推算志翀公编谱（1497年）距惟禄公到南坑开基约220年，距八郎公在世时约250年（八郎→惟禄→三五郎→四九郎→明山→四海→寿山→子茂→崇德→惟阔→志翀）传十代。志翀公仅根据前人所列“时祭祖考名位”编次入谱，对于八郎公身份名讳，志翀公不敢妄记。（见《材料》43页）这段史据是非常珍贵的，这就是八郎公后裔至今为止发现的第一篇，第一手材料。

志翀公编谱四十一年后的1538年，“宴公称六十郎为孟龙”（见《湖北鄂州梁子湖丘氏族谱》），但在以后的《世渊公支谱》里，却刊出都察院副都御史、曾同修国史的进士盛端明1538年夏至前二日写的《丘氏族谱前序》，此序中说伯七郎生继龙。即是说八郎公三百年后，第一次由盛端明起了一个名字叫：继龙（见《材料》37页）。然希正公在1442年《古梅州丘氏族谱图序》中云：“吾家旧有谱牒，遭元季兵灾不存，故莫知先世由来。……一世祖以上不详，兹不敢妄记”。江西瑞金五次修《丘氏联修大成族谱》，前四次修谱时间是：1577、1832、1883、1914，均记八郎公生殁失考。而1947年第五次修谱时，出现继龙公并记录公之生年为1160年，这又给我们增添了一个不解之谜。

1574年，华公对“三龙”定格。惟禄公十二世孙四十四郎公裔庠生华公号秋田，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续修《惟禄公家谱》，自云“为后之修谱者一阶梯”按希正公谱序有兄住上杭，仲兄住广东，结合伪盛氏1538年“夏至前二日”的谱序，衍生出继龙、从龙、梦龙三兄弟。至此，1574年以后的修谱者“多以此作阶梯，今已约定成俗”，（见《材料》40页）。这就是对“三龙”定了格调，四百多年来，影响深广，几乎家喻户晓。

《材料》引用大量族谱指出1553年以前族谱记载的共同点：八郎公为始祖，“三惟”（惟长、惟福、惟禄）为一世祖，……。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年）以前，前后有九位先贤谱记八郎公为始祖，“三惟”为一世祖。八郎公没有上接世系，也没有从龙、梦龙两弟之说。万历二年(1574)，华公认三五郎公以“随分之礼”，八郎公上接伯七郎、三五郎，并且记述继龙、从龙、梦龙三兄弟。明崇祯九年（1636年），举人、榆次知县梦鲤公、94岁的闰谷公、99岁的之麟公，集四三、四九、四四郎后裔开会，“众议尊八郎公为始祖，惟禄公为一世祖，二世、三世以至百世皆以此为序”。此可确知，当时诸公是强烈反对华公统宗统系的。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距华公续修族谱一百四十年后，距八郎公四百五十多年后，自认是八郎公十九世孙的蕉岭六十郎十四世孙隽铣公，怀才不遇，因习风水而访世系，立志报效祖宗，历经二十余年跋涉，访宗问祖。康熙五十三年，一日到潮揭阳芳榕家时，恰览进士、韶州佥判、抗元民族英雄必明公谱，必明公在1272年所作谱序中道：“八弟必仁经商汀杭，赘韩氏八娘为室，被韩族谋财害命。时必诚公为太仓令，命子禖、祺及必变子祐，上京告状，始沉冤得直。禖、祺复赴上杭，取回福公，留禄公于胜运里”，（见《材料》48页）。隽铣公如获至“宝”，高兴万分，认为上杭八郎公就是饶平淑敏公第八子，即视八郎公为必仁公。隽铣公也自认是八郎公十九世孙。其后波及数省及台湾、泰国、东南亚诸国，“一人论”、“两人论”的风波，越刮越乱，这就苦了我们这辈热心族务之人。

各执己见，坚持不让，各有根据，不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罢了。隽铣公活动的年代，距今天近三百年了，三百年的历史长河，斗转星移，兵荒马乱，沧海桑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世界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双重压迫下，“长夜难眠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人民生活潦倒，交通、信息闭塞，加上人力财力的制约，造成族系大混乱，阻碍了敦亲睦族。举几处祠堂鼎主为例：崇祯丙子年（1636），上杭惟禄公祠成入主，奉八郎公为始祖，惟禄公为一世祖、二世、三世以至百世皆依此为序。1815年上杭总祠建成，上祖名位三五郎及伯四、伯七、伯九、伯十郎和继龙公以下列祖考妣均予以配享。而上杭总祠早八年（1808）建成的广东省丘氏总祠（广州惠爱东路长兴里），正鼎牌位是：烋公、成实公、君与公、淑敏公、必仁公。乾隆四十八年（1783），居粤裔孙，合七县建成陆丰黄塘“合昌祠”，崇继龙公为始祖（见陆河县河口江子背族谱）。翻阅各地祠堂的建立，都是在二百年前后。上杭三五郎公总祠建立，距今只有一百九十八年，而世系节外生枝。宴公与盛端明编谱距今四百六十多年，隽铣公编谱距今二百九十八年。难怪乎，各地祠堂根据自己手中的族谱，各行其是地安放祖考妣神主牌位。海陆丰一带，迁入开基祖十多个，多为八郎公后裔，衍传至今已三十世左右，八郎公以上世系没有衔接。究其原因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后，遭受反复“清乡”，“许多乡村不论大小，所有房屋一律烧毁；凡革命乡村的农民，不论男女老幼，‘格杀勿论’；凡群众的耕牛、家具、衣物一概抢光，田园的农作物亦尽毁……”（见《陆丰史志》228页）。“一九二七年丁卯岁年，风云突变，干戈四起，宗祠惨遭一炬，夷为平地，所有列祖列宗遗传是资纪念之宝藏，化为乌有。”（见《广东黄塘丘氏祠堂记》2页）。

值得肯定的是，茂敷公、志翀公、华公、梦鲤公、隽铣公等等诸公，都是族中的精英，他们心诚敬祖，团结族人，理清世系，以明昭穆，渭水扬波，贤良辈出。现代台湾已故邱仕电族贤，为弄清世系，四出奔波，专心致志，编写《丘氏大宗谱》；秀强宗亲编写《闽粤台河南堂丘氏族谱》；世界丘氏宗亲总会副理事长邱正吉族贤，为振兴丘姓宗族，报效先祖，所到之处，出钱出力，修祠修墓。他们的善举行动是值得我们仰慕的。但是，他们毕竟身单力薄，难以广泛接触海内外宗亲；难以广泛搜集浩翰而散落各方的族谱史志；限于人力财力，难以集中各地族贤聚首一堂，共商大计。因此，他们编写的族谱，剪不断，理还乱。当今香港企业家、中华丘氏宗亲联谊总会会长邱家儒族贤，富而思源，高瞻远瞩，情系梅花落地，金盘载珠，心连观音坐莲、南坑、黄杭。掷巨资，邀集各地族贤，成立《中华丘氏宗亲联谊总会》和《中华丘氏族谱研究总会》，并申请香港特别行政区登记注册。抽调各省市族中精英集中深圳办公，请教授、专家指导论证，出版《中华丘氏》报和《会刊》，分发海内外。为尊重历史，理清世系，乘飞机、搭轮船、坐火车、汽车，走访国内外。召开座谈会，广泛发动族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地献族谱，献史志，蔚然成风。搜集了不少珍贵史料，为“三大任务”首先完成《中华丘氏大宗谱》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邱家儒会长的善举，在五百万宗亲的心中激起了壮阔的波澜，阖族为此欣喜，骄傲，自豪！天南地北，凡是我姓聚居的村寨传颂着，奔走相告：我们祖宗有灵，又出了个俊杰！丘姓有希望了！这是五百万宗亲炽热的共同心声。

现在全世界丘氏宗亲已发动起来，我们500万宗亲，应放下争论，献出史据。对待有争议的祖源世系，应以理性的态度，讲道理，讲团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历史，理清世系，各归所属。严格遵循横徘世系，纵贯时间的修谱方法，核实先祖生活的年代，以避免祖孙错位。例如有谱载从龙公系惟禄公后裔，华公将其上提为八郎公之弟，则惟禄公子寿二或四三郎的儿子在广东当左丞的伯二郎便失了香火，能不慎乎。

我们深信在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大好形势下，在家儒总会长以及各地族贤的指导下，上下一致，通过论证，紊乱的丘氏世系一定能够早日理清，《中华丘氏大宗谱》一定能够顺利如期完成。

 （作者系中华丘氏宗亲联谊总会陆河分会原秘书长）

 2003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