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杭客家族谱馆已收录117个姓氏族谱，近年可谓声名日隆。当然，其中有一姓举足轻重。“未有上杭县，先有郭坊村”、“开辟郭坊吾祖始，源流杭邑我家先”，说的就是上杭的郭氏。历史上有“丘半街，郭半县”的说法，其中的“县”，盖指县城。

中国人的族谱资料翔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然综观各姓家谱之溯源，则多有穿凿附会，可信度不高。上杭郭氏族谱也不例外。试析之。

一、上杭城开基始祖系北宋时“十六承事郎郭福安公”，当确凿无疑。郭福安号海晏，据载“生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真宗末年任盐铁司承事郎，序号十六，故谓十六承事郎。官不及七品。被派赴汀州府上杭县治所在钟寮场（今才溪荣石村）整治金铜矿开采冶炼，绩效卓著。如皇佑元年（1049年），向朝廷交纳贡金就达167两。

郭福安经常登上钟寮场附近的紫金山主峰，极目远眺，见汀江“三摺回澜”处东西长十余里、南北宽三五里的盆地，地势平坦，郁郁葱葱，是一块难寻的风水宝地。离任后，携眷举族南迁至此，开基肇业，乃名“郭坊村”。郭坊依傍汀江黄金水路，经过100多年的垦殖，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集市大镇，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县治从钟寮场迁此。

千年来，郭氏一支在上杭城关已衍及38世，人口数万；各乡镇又数万。裔孙历代播迁，遍及海内外，当以数十万之众。

二、上杭郭氏先人墓志均刻“山西太原郡郭氏××世”，后人多以为福安公就迁自太原，这是对所谓“郡望”的误解。汉魏至隋唐的几百年间，各郡都产生了一些显荣的家族，称为“郡望”，意即世代居住某郡，人才辈出，为当地所仰望者。后《百家姓》等均以郡望标注各姓，太原是包括郭姓等28姓氏的郡望。宋已废郡，说福安公就来自“太原郡”显然无稽，但若考以语音则有点靠边。上杭城关话声调平展，异于周边，个别字音，如“高”，与现代普通话几乎一致，而一般客家话发音“沟”，近于河南等地。相较而言，城关音来自北地燕赵晋一带的可能性大。

三、传说福安公与变法名相、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有渊源实为附会。王安石生于1021年，晚福安近40岁；为相在1060年，此时福安即使在世，也年近八旬，遑论“心腹知己”、受其委派前往闽地开发。退一步说，福安晚生几十年，与安石相仿，从八品小吏受一品大臣直接委事，也不合官常。修谱者攀附名人以自抬家声，其实是普遍现象。

至于郭福安举族迁闽，系因“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政局动荡，加上金兵南侵，北方战火连绵”，则是“关公战秦琼”之语。事实上，1005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从此百年无战事，边地繁荣。完颜氏1115年建金；1125年金宋联合灭辽，之后始有“金患”。此时即使王安石亦谢世近40年，遑论福安？郭福安生活在承平年代，属正常的殖民播迁，言其避乱入闽，恐怕是为了方便往“客家图腾”宁化石壁上凑。

四、直系源流推及“再造唐室”之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牵强。各姓溯其源流，莫不归于历史上的名人伟士。天下郭氏，多将郭子仪奉为血祖。上杭郭氏源流原先“诸说并存”，“肇姓溯于周虢”并无疑义，“派衍系出汾阳”是其一说。但近十几年经过“多方比对”，考证出郭福安乃郭子仪十三代孙，系出其六子暧。由是“独尊汾阳郡王”。郭暧就是“打金枝”的著名的郭驸马，如此，上杭郭氏不仅是“将相种”，更兼龙凤之姿了。

上杭郭氏古谱陆续修于明清，因福安公以上源流失考，便托词“毁于元季兵火”。殊不知，上祖源流失考的，不单上杭郭氏，而是几乎天下诸姓；多半不是毁于元季，而是佚于唐末五代。斯时中原大乱，随着世家大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瓦解，谱牒散亡，谱学衰绝，多数人只知其父，对于上祖则靠口口相传，因此多有讹误。连五代名将郭崇韬都搞不清来龙去脉，叙祖时扯上郭子仪，一时成为笑柄。何况当代！恐怕除了孔子一脉，各姓上祖谱系，几无信史。

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呢？姓氏符号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用于自我认同，并不存在一种诸如“郭姓”、“孔姓”的物质形态，或哪种基因、特质是某姓所独有。2500多年以降，作为物质性的孔子的个人基因特质应该已经稀释到几乎所有中国人身上，有人以数学方法推算，当今中国随便拉出一人，他（她）身上所具有的孔子基因，较之孔氏78代嫡孙也不遑多让。倒是孔子的思想，早已印记在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了。

华夏诸姓氏溯其源流，终汇于炎、黄。炎黄皆传说中人物，而非信史，但我们宁愿、乐意且必须信之，个中重要性不言而喻。至于上杭郭氏是否“独尊汾阳”，则信之无妨，不信无伤。毕竟创造未来重要得多，“先前阔”若能成为前行的策励和动力，也还有其积极意义。如此而已。

  (摘自2010年2月20日闽西日报7196期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