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姓氏中的遗传密码
　　中国人初次见面时会询问：“您贵姓？”得知彼此同姓后往往顿生亲近：“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17年来，中国科学院有一位学者从遗传学的角度对中国人的姓氏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发现，通过对姓氏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类基因的奥秘，特别是男性Y染色体的奥秘；并且，同姓者未必“五百年前是一家”。
　

“姓氏基因” 帮中国人寻根问祖
　　2000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群体遗传学家袁义达将宋、元、明、当代四个时期的100个常见姓氏的人口分布曲线绘出后兴奋不已。“这四条几乎重合的曲线说明，一千年来中国人的姓氏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这是袁先生的成果，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中国姓氏有史可查且可靠的记载，主要为秦汉以后的文献。五千年来，自伏羲氏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姓氏基本上都是依父系传递，姓氏的传递方式与人类男性Y染色体的遗传方式一样，都是以父传子的方式垂直传递。因此，群体遗传学家假定，姓氏为一种遗传性状，对应男性Y染色体上的一个等位基因，这就是“姓氏基因”。 目前汉族使用的姓氏大约3500个，也就是说中国人Y染色体上的“姓氏基因”有3500多种等位基因。
　　“Y染色体是人类遗传过程中最稳定传递的染色体，而目前我们对它所知甚少。由于姓氏与Y染色体传递模式惊人相似，姓氏文化记录了中国人五千年父系社会的进化史，也记录了Y染色体近五千年的进化史。”袁义达说。尽管中国人也存在改姓的现象，但是这在整个中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很大一部分在第二代时又恢复原来的姓氏。在多数情况下，改姓往往选择已有的大姓，因此改姓不会严重影响群体内姓氏的分布。
　　群体遗传学者整理出中国各地汉族人口的ABO血型分布情况，然后进行亲缘关系比较；再整理各地姓氏分布情况，进行亲缘关系排列。结果发现，前后二者是一致的。仅一百年历史的现代遗传学基因理论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契合让袁义达先生颇为惊叹。
　　“因为人的生命长度有限，通过血型只能进行近一百年的群体遗传学研究。而姓氏可上溯至几千年前，这就极大地拓展了群体遗传学的研究空间。”袁义达举了一个例子，从某古墓地挖掘出了男性尸骨，死者的姓氏得到确认，若有与之同姓的当代人想知道自己是否是死者的后代，可以把从尸骨中提取的Y染色体基因与当代人的相对照，如果一致就可断定死者是祖先。“‘姓氏基因’可以帮助中国人寻根问祖。”袁先生说。“两个同姓的人，如果检测其Y染色体基因不一致，则说明其祖先不同，必然有一个是改了姓的。”
　　“有多少个姓氏，就可以断定至少有多少位祖先。”袁义达1997年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录了中国古今姓氏11969个。前不久他接到香港佛陀协会的电话，该协会建立了“姓氏祠堂”，已经做好了11969个祖宗牌位等待全世界的华人来祭拜。袁义达说：“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姓氏总数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我们还在继续收集和整理，目前收录到的姓氏已经超过了22000个。”
　　

姓氏：历史与自然的纽带
　　1968年，21岁的袁义达在山西怀仁县插队，别人用来打牌、闲聊的时间，他却用来翻阅从老农家借来的《康熙字典》。他发现，在姓氏部分，有很多姓是从来没见过的，有的甚至连字他都不认识。从此他开始抄录这些眼花缭乱的姓氏，插队结束时已经积累了2700多个。这就是袁义达对姓氏研究的缘起。后来上大学专业是生物化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工作，似乎离他感兴趣的姓氏遥远了。
　　1984年，世界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鲁卡?卡瓦利-斯福扎来到遗传研究所，带来了“姓氏基因”理论，他希望能与中国的遗传学家合作，通过研究姓氏在人群中的分布，分析人群间的亲缘关系和历史上人群迁移模式等。而从事这项研究仅有自然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姓氏、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袁义达先生于是自告奋勇，他庆幸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方向。现在，姓氏群体遗传学——人类群体遗传学的一个分支，已经成为国际上一门新兴的学科，而袁义达先生是中国惟一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
　　前不久一家电视媒体提出采访袁义达先生，袁先生为慎重起见请示了研究所领导，领导提了两条要求：不泄露研究机密，不贬低同行。听到后一条，袁先生乐了：“我没有同行。”
　　在袁先生的书架上，一排《二十五史》和众多历史学书籍格外醒目。他说：“别人读史注重故事，我关注人名、姓氏。那些烈士、烈女名录就是我进行历史上姓氏统计的资料来源。”
　　袁义达发现，“姓氏基因”研究显示的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与历史的发展可相互印证。宋、元、明、当代四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曲线虽然吻合一致，但也存在细小差异，如明朝七大最常见姓氏占人口的比例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中国人口曾经大幅度降低过。历史人口数据表明，由于连年战争和屠杀，在元朝，北方和四川的人口急剧减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口却相对增加，姓氏分布记录与此吻合。北方地区主要姓氏王、李、张、刘和杨占人口的总比例在明朝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个百分点，尤其赵姓的比例降低了4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赵姓是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冲击。到了清朝，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至4亿，南北人口比重趋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复和超过了宋朝时期相应姓氏所占的比例。
　　“目前，‘姓氏基因’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以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血缘差异颇大，甚至比南北两地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袁义达介绍说。十几年来，袁先生与助手收集了上百万份血型以及酶、蛋白质等遗传标记数据，研究其分布规律，并和姓氏的区域分布比较，从遗传学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以前生物学和人类学、历史学得出的结论：汉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整个汉族是在与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

汉族分“南”“北”  血缘大不同
    早在1929年，我国学者就发现了汉族ABO血型南北人群的差异。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的《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一书指出，汉族南北之间存在着遗传结构上的差异。以我国南方的武夷山和南岭为界，南北两地的汉族血缘相差甚远，南北两地的汉族血缘比南北两地的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要大。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讲，我国的汉族只是文化上而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
    中国人最早的ABO血型的正式数据出现在1918年，到目前为止，中科院遗传所的研究人员一共收集了655份有关中国人的ABO血型的国内外文献，共计1818180人。除去少数民族的数据，有关汉族的文献325份，统计学上有效文献305份，计909900人的血型数据。研究人员用这305份的中国汉族ABO血型数据得到了汉族的地域亲缘图。该图表明，南方人群（包括福建、台湾、广东、澳门、香港、广西和海南七省区）同北方人群（除去南方七省区）生物遗传距离比人们想象的要远得多。
    由于“姓氏基因”存在，通过对同姓人群迁徙的研究，就可以掌握群体的遗传情况。
    汉族南北两地的血缘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袁义达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我们先祖长期的迁移、混居和融合中寻找答案。由于ABO血型是1900年才被奥地利人发现，现在所说的遗传基因更是近几十年的事。那么，要研究1900年之前的汉族群体遗传的情况，一个便捷的渠道就是研究“姓氏基因”。
    袁义达说，他们收集了几十年来上百万份血型数据，经过计算机聚类统计分析后发现，不同人群的血样中的血型、酶、蛋白质的区域分布和人们姓氏的区域分布高度一致。这种高度一致当然不是一种偶然性的巧合，它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的姓氏分布与遗传血型的分布存在必然的内在关系。中国人一般都是子女承父姓，这种姓氏的传递方式与代表人类男性的Y染色体的遗传方式相同，而且从研究来看，中国人姓氏的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这就是说，各个历史时期的同姓人群的分布不但记录了当时社会进化的痕迹，也反映了人类遗传物质在人群中的分化过程。在汉族的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直到1949年前，同姓同宗仍是一种很强的联系纽带。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汉族人习惯于同姓聚集，几姓联宗，这种生活方式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同姓人群。中国同姓人群的历史、数目和规模是中国人特有的社会现象，ABO血型的分布正是受到了同姓人群分布的选择。
    汉族南北两地的血缘的差异在宋代已经形成，其分布规律与现代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袁义达说，他们对不同时期的各省姓氏分布的数据进行生物遗传距离的分析，获得了宋朝、明朝和当代的汉族人群的三张聚类图，从“宋朝姓氏分布的地域亲缘关系聚类图”可以看出，汉族从宋朝开始已经形成了南北二大区域：南部的广东和福建与北部的其余14个省。“明朝姓氏分布的地域亲缘关系聚类图”也非常清楚地把明朝中国人分为南北两大人群，形成福建、广东和广西三省为南方人群，其他14省为北方人群的局面。而且明朝的人群地理分布特征已与当代的分布基本一致，其南北两大异源汉族的地域分界线也应在武夷山和南岭一带，而不是在长江。与宋朝的地域人群分布相比较，广西已与湖南分离而与广东、福建聚类。
   “当代姓氏分布的地域亲缘关系聚类图”反映了当代中国汉族的南北两大人群的异源性，以及明显的分界地域在南部的武夷山和南岭一带。29个省区市分为南北两大块，而且其遗传距离很大。南方汉族包括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省、香港和澳门。
   总之，宋、明、今三个时期的姓氏遗传距离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1000年前的宋朝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区域的人群，从姓氏遗传信息上明显地显示出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结构的区别，表明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的不同源性，其明显的地域分界线在南方的武夷山和南岭。
    中国人姓氏的历史至少已有4000年以上，主要起源于中国西北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并同化了各个时期周边各民族的姓氏，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汉字姓氏。
    根据1000年来的中国人姓氏分布和对人群迁移、混居和融合情况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联合和进化的历史，也说明了中原地区的人群是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它融合了南北各个时期的民族成分，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民族成分，形成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当代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当代人群分布的情况基本上与明朝、宋朝人群分布具有很高相似性和渐渐变化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区别点正是反映了这1000年期间人群进一步迁移与分化的结果。
    汉族南北两个不同的群体形成，是由社会历史的发展、地理上的隔离以及语言的不通等原因造成的。
    汉族南北两个区域人群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呢？袁义达认为，华夏民族在长期的迁移和进化过程中，北方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羌、蒙古等属北蒙古人种的民族。而两广闽台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越、交趾等属南蒙古人种的民族。
    北方地区地形平坦，人群迁移容易，所以，北方人群间的同化和语言统一要比南方地区快。南方地区，特别武夷山和南岭以南，由于丘陵起伏，地形复杂，人群迁移困难，人群间的同化时间长，互相交往困难。长期以来造成地理上的隔离状态，语言变化很大，形成无数的“族群岛”。
    袁义达指出，几千年的汉族进化历史也证明南北地区的汉族存在差异，而且是一种群体遗传基因进化上的差异。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包括语言上的差异，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在不长的时间内可以改变或缩小这类差别，这类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几千年的不同程度的隔离和遗传基因进化中所造成的不同地区汉族亚群体之间的差异才是本质上的区别。
    袁义达，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85年-1986年，1988年和1992年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工作，创建了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国内外共发表了30多篇论文和两部专著。研究方向：1. 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的研究。2. 中国人遗传基因多样性和姓氏分布相比较的研究。3. 姓氏群体遗传与疾病在地理分布上相关性的研究。

（摘自： http://bbs5.news.163.com/board/rep.jsp?b=history&i=37550 ）